在这之后，作者又通过对比但丁，维吉尔和弥尔顿，莎士比亚的学习关系来突出莎士比亚的伟大。莎士比亚的作品始终是在和其他作品进行竞争而不是只和自我对比，因此他才能始终位于西方经典的地位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莎士比亚的性格既不像一些作家一样癫狂，也不像一些作家一样咄咄逼人，却只是一个异常普通性格的人，可以说，他和中国的魏晋名士有点像。作者一直都在强调莎士比亚创作的非功利性，不参杂任何政治或者宗教言论和观点，只是纯粹的想象性文学。但这样就遭到了“憎恨派”的反对，尤其是托尔斯塔，作为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，他看不惯一个作品中只存在着虚拟“想象”，而没有任何社会道德的相关内容，并且这也是一个生动的讽刺：“因为托尔斯泰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李尔王”。为什么托尔斯泰会犯这样的错误呢？首先作者认为其中一个因素是创作上的妒忌，而更主要的原因也如同前文讲过的一样：托尔斯泰对《李尔王》这出非道德非宗教的悲剧从心底感到厌恶。莎士比亚同时展示了艰深和浅显的艺术，这是他何以成为经典中心的根本解答，也是托尔斯泰所不愿正视的一点。那些憎恨学派甚至认为莎氏的那些作品非他本人所写。因为他们认为《李尔王》和《哈姆莱特》是由“社会能量”所写成的。这里我把“社会能量”理解为社会上的金钱，地位，荣誉，学识等因素。因为“憎恨学派”所认为《李尔王》是由“培根爵士”或者“牛津伯爵”所做，以上这两个人物正集齐了那些些“社会能量”。